
杨得志上将:晋察冀的“外援”战将,竟解了聂帅的头疼难题
1945年底,杨得志上将被聂帅留在了晋察冀军区。那会儿不管是他自己,还是晋察冀的一众将领,都没料到,这位专门请来的“外援”战将,居然帮聂帅解决了一个连聂帅自己都头疼的大问题。
一、晋察冀的紧张空气
到底是啥难题呢?主要是两方面,一是军调带来的复员,二是军事上老打败仗,说到底就是部队打不出漂亮仗,处境挺难。
军调相关的资料特别多,有些现在看起来还乱糟糟的,比如马歇尔、周恩来、张治中三人小组定的军调整军方案,压根看不懂。不过《聂荣臻传》和郑维山的回忆录《从华北到西北》里,简单提了晋察冀复员的人数和带来的影响,咱们能大概看明白情况。
先说说复员的事儿。《聂荣臻传》里写,晋察冀照着中央的指示,一下子复员了10万人,在全国各大战略区里,就它实打实落实了“精简三分之一”的命令,没打半点折扣。
郑维山对这次复员整编的看法挺实在,他觉得问题不在人少了,而是主力部队被折腾得“伤筋动骨”。复员前晋察冀有两支野战军,一共编了9个主力纵队,可整编后就剩4个了。虽说没了的5个纵队没全解散,一部分人补到地方军区部队里留了下来,但纵队的编制没了,作战能力还是被大大削弱了。
当时李运昌、郭天民、郑维山这些将领,都不赞成这么大幅度削减,跟聂帅意见不合,闹得有点不愉快。
大家心里都有杆秤,忍不住跟其他军区比。别的军区压根没这么大动干戈搞复员整编:中原军区就撤了一个旅的番号,从7个旅减到6个;西北也只少了两个旅的番号,部队人数基本没动;华中的粟裕部队反倒反过来,大力扩建野战纵队,把不少军区部队都补进纵队里。
人就怕比啊!自家那么多能打的野战纵队,说砍就砍、说削就削,大伙心里都憋着一股气,满是怨气。
而且晋察冀为了顾全大局,早就付出了不少牺牲。郑维山回忆,1939年的时候,晋察冀已经发展到几十个团的兵力,可为了支援其他根据地,一直在往外调兵:
1940年2月,程子华带兵南下打石友三,回来的时候还留了两个团给晋冀鲁豫;
1943年8月,吕正操带着六个团支援晋绥;
1944年3月,黄永胜又带了六个团加一个炮兵营支援陕甘宁;
1945年9月,李运昌率六个团进军东北。
再加上抗战期间调走的回民支队这些,前后一共调出20多个团。要是按一个纵队9个团算,聂帅等于是无私给其他根据地贡献了3个纵队的野战军主力。
好不容易到了1945年11月,各军区派兵挺进东北,杨得志、苏振华带着晋冀鲁豫一纵1.7万多人路过晋察冀。本来因为中央战略调整,加上去东北的路不好走,这支部队就留在晋察冀归聂帅指挥了。结果还没到一个月,南线刘邓部队也缺兵,苏振华又带着一纵大部队回去了。
这一连串的事儿下来,晋察冀的将领们心里都堵得慌。
可偏偏“麻绳专挑细处断”,咱们主力部队减少了,国民党华北的部队却一点没减。孙连仲和傅作义联手,在大同、集宁、张家口这些地方接连跟咱们打,咱们是打一次输一次。到1946年10月,没办法只能放弃张家口——这可是晋察冀唯一的大城市啊!之后部队退到平西山区,所有压力一下子全压到聂帅身上。
1946年10月22日,晋察冀军区开了涞源会议。《聂荣臻传》里说,当时不少人心里接受不了这局面,到处说长道短,把失利的火气都发泄出来,一会儿说指挥不行,一会儿说复员太快,一会儿又说将帅之间有矛盾,各种难听话都有。
就连晋察冀部队的编制也来回折腾,1946年12月3日,居然把野战军编制给撤了,3个主力纵队直接归军区指挥。
为啥说折腾呢?那时候各大军区都在搞部队野战化,把军区指挥机构和野战军分开,这样才能更好地打大兵团机动作战。晋察冀这么做,虽说确实是因为主力纵队少了,但总归不利于部队灵活机动地打仗。
眼看着国民党军的进攻越来越凶,晋察冀的指挥层能不能扛住?部队能不能顶住?整个军区的空气都越来越紧张。可谁也没料到,最后把这紧张空气吹散的,居然是当时名位不算高、刚到不久的杨得志。
二、“老杨哥”力挽狂澜
聂帅早就知道杨得志有本事,当年杨得志可是红一军团的主力团长,打仗很厉害。
之前聂帅没留住晋冀鲁豫一纵,但把杨得志留下来了。论过往的渊源,聂帅领导杨得志的时间更长;论当时的形势,晋察冀确实比晋冀鲁豫更吃紧,刘伯承也愿意给聂帅这个面子,让杨得志留下。
不过对杨得志自己来说,这事儿真不算轻松。
全面抗战打了八年,晋察冀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,跟当年红一军团或者八路军115师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。一个外人刚进这么个新系统,光跟大家磨合就得花不少时间。何况杨得志一来就“后来居上”,当了第二纵队司令员,这位置可不那么好坐。
再说了,二纵是华北的老部队,杨得志既不认识多少人,也不熟悉部队情况,能不能带好这支部队?能不能指挥好打仗?换作别人,能安安分分把岗位守住就不错了。
可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,杨得志在晋察冀开启了一段“开挂”般的经历。
1947年5月,晋察冀军区在朱老总直接指导下,又重新组建了野战军,杨得志当司令员,罗瑞卿、杨成武分别任第一、第二政委,耿飚任参谋长,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。
让杨得志当这个司令员,其实挺不一般的——他取代的不是别人,是之前的野战军司令员萧克,萧克的资历可不低,杨得志跟他比还有差距;而且聂帅一直以来最倚重的是杨成武,最后却选了杨得志。这明明白白能看出朱老总和聂帅对杨得志的信任和重托。
刚上任没多久,杨得志就在1947年6月指挥晋察冀野战军,打了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。这两场仗下来,一共歼灭国民党军2.1万多人(也有说1.8万的),还拿下了青县、沧州、涞水、徐水这些县城。这些城虽说都不大,但大部分都在交通要道上,占了这些地方,巧妙地把河北的国民党军分成了南北两部分,他们再想把部队连起来,得花好几倍的力气。
《聂荣臻传》《晋察冀暨华北军区武装力量发展史》《华北野战部队战史》《全国解放战争史》这些书,都对这两场战役给了很高的评价,核心意思就是:短时间内连续打了干净利落的胜仗,总算扭转了自从大同集宁战役后“被敌人追着打”的被动局面,重新把战争的主动权握在了手里。
《全国解放战争史》还专门总结了这两场仗能短时间取胜的原因,说得很明白:
1.战役指挥上,集中兵力打国民党军的薄弱环节,速战速决,不拖泥带水;
2.打仗很灵活,有便宜就打,没便宜就换个目标,始终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;
3.调动部队的时候,都是晚上走、白天休息,保密工作做得严,让敌人没防备,保证了战役的突然性;
4.战役部署想得细、做得周密,每次进攻都能把敌人分割包围,做到全部歼灭;
5.攻坚的战术和技术都有了很大进步。
从这些原因里能看出来啥呢?除了第3、5两条是晋察冀部队大练兵的成果,剩下3条都跟杨得志的指挥分不开,都是他在战役指挥上带来的新变化。跟之前大同集宁战役、张家口保卫战的指挥比,这个变化可不是一般的大,明显能看出杨得志指挥打仗特别有定力、特别灵活,还特别会抓主要矛盾。
青沧、保北这两场仗更像是“热身”,很快在接下来的清风店战役里,杨得志高超的战役指挥水平彻底展现了出来。
其实清风店战役一开始没打算在清风店打。常看解放战争史的人都知道,战役名字跟最初计划的打仗地点不一样的话,这仗往往打得特别精彩。比如苏中七战、宿北战役、莱芜战役、沙土集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西北青羊蟠三捷、三下江南、巨金鱼战役这些,都是这样。
为啥会这样呢?因为这种仗往往超出原计划,是战役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、敌人的动向,临时选了最有利的作战区域,在不断变化的形势里布置战场,抓住敌人的一部分兵力打。这特别考验指挥员的应变能力、掌控局面的水平,还有部队的战斗力。简单说就是,指挥员得有“出神入化”的战争想象力,部队得有能跑、能打、能扛的执行力。
清风店战役最初的计划是打徐水(这已经是第五次打徐水了),想用围点打援的法子。一开始也不知道敌人会从哪个方向来增援,但重点准备应对的是离徐水比较近的保定、固城的国民党军。
结果打着打着,因为陈正湘带领的二纵打得太猛,动静搞得很大,北平的国民党军慌了,赶紧命令石家庄的罗历戎第三军不顾一切北上增援。
杨得志一看这情况,马上改变主意,带着部队全力南下,把罗历戎的部队当成了歼灭目标。这仗虽说没孟良崮战役那么惊险激烈,但也特别考验指挥水平和部队转换攻守节奏的能力。
具体过程就不多说了,最后杨得志指挥两个纵队六个旅的兵力,在独八旅、冀中和冀晋军区部队的配合下,把罗历戎第三军1.3万人全歼灭了,还活捉了罗历戎。
当然,不能把清风店战役的功劳全算在杨得志一个人头上,这仗是野战军一起打的,杨成武、耿飚他们也一起出了不少主意,陈正湘的二纵打徐水也下了狠劲。但必须看清,杨得志在这场战役里,扮演了最核心、最关键的指挥者、推动者、节奏把控者的角色。为啥还是原来的部队、原来的指挥决策层,之前在大同、集宁、张家口就打不好仗,到这时候就行呢?答案不言而喻。
清风店战役打赢后,晋察冀军区里弥漫了一年多的紧张空气,总算一下子被驱散了。
三、情商也是重要“武器”
除了打胜仗这个核心“硬指标”完成得漂亮,杨得志的情商也帮了大忙。
咱不夸大其词,看看《杨得志回忆录》就能发现,从书里特有的文风就能看出他的为人。而且杨得志老将军长得就特别亲和,让人愿意跟他打交道。
咱得承认,不少开国将帅的回忆录,是秘书或者专门的写作班子一起写的。有的是照着将帅的口述润色,有的是根据日记或其他资料扩充,还有的是秘书直接代写。这些回忆录的详实程度和史料水平不一样,但有个规律:都经过将帅本人审阅,或者写作前,史料的挑选、取舍都跟本人或家人沟通过。所以总的来说,回忆录的语言和内容,能清楚反映出传主的性格、爱好,还有做人做事的习惯。
举几个例子:
比如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的回忆录《翻天覆地三年间》,陈参座脾气直,做事不怎么会拐弯,书里的文字也透着一股“火爆劲儿”。就算对当年的老领导,也没刻意捧着说,该咋说咋说,甚至还记了一些有争议的事儿,比如鲁南战役时粟裕是不是因为发烧没指挥。
再比如郑维山中将的回忆录《从华北到西北》,语言风格就温和多了,对当年所有领导都特别客气。这跟大家印象里郑维山“耿直”的性格好像不太一样,其实郑维山在聂帅手下待久了,变化特别大,从以前有话就说、眼里揉不得沙子的“炮筒子”,变成了会替别人着想的温和人。有心的人可以查查建国后郑中将的经历,就能明白,当年那么能打的战将,遇到一些不得不低头的委屈时,为人处世的风格肯定会有大变化,回忆录风格的改变,其实也是他人生的一种映射。
杨得志做人做事特别周到、圆滑,很会观察别人的情绪,也愿意照顾别人。尤其在华北这个新环境里,处理好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特别重要,不然怎么融入进去?怎么带着新搭档、新部下打仗?所以他在回忆过去的时候,很自然地把当年的处事方式带到了书里。比如回忆录里提到野战军刚成立时,他先把罗瑞卿、杨成武、耿飚、潘自力这几个人好好夸了一顿,这份尊重特别难得。
杨得志和杨成武在名气、资历、功绩、地位上都差不多,但他在回忆录里提到杨成武时,语气里总带着欣赏、认可,还写了杨成武审定报告、发布命令、一起商量决策的场景。
“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”,杨得志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,让人觉得舒服,无疑对消解晋察冀的紧张空气更有帮助。
当年往清风店紧急调兵的时候,杨得志、杨成武、耿飚三个人跟着部队一起行动,路上他还有心思看路边的风景。回忆录里留了一句特别有画面感的话:“深秋的华北平原,庄稼大都收过,空旷无际,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和村头地边偶然出现的牵牛花,给肃肃的田野增添了新的生机。”
不管这些文字是不是后来秘书特意润色的,至少是得到杨得志认可的。打仗再忙,也没忘了观察生活、热爱生活,在紧张的战争岁月里,杨得志的乐观和积极,也是部队打胜仗的重要精神力量。
配资安全配资门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