段德融（中）带领南开区文物普查队队员开展工作。
提到“三宫”，大多数天津人都不陌生，南开区的文保工作者常用另一个名字“李纯祠堂”指代这片我市规模最大的近代仿古建筑群。南开区文保所副研究馆员段德融说：“李纯修建祠堂的时候还在世，所以这片建筑群在建成之初称作‘李氏家祠’。”
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（以下简称“四普”）工作中，段德融带领南开区文物普查队队员走入李纯祠堂的三进式院落内部，指出各个单体建筑所代表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：“李纯祠堂从府门往前，都是祠堂建筑元素；府门之内这三进式院落，是利用从北京庄王府拆下的建筑部件，复制和重建的明清官式建筑；建筑内部的穹顶装饰、地面铺设又具有浓郁的民国时期特点。李纯祠堂建筑群融合了不同时期的风格，留存各个时代的历史印记，具有丰富的科研、文化价值。”
在段德融看来，南开区的古建筑资源丰富，有以文庙、天后宫、李纯祠堂等为代表的传统建筑，也有以杨以德旧居为代表的西式高坡屋顶类建筑，还有以南门里四合院为代表的民居建筑，以及以天津大学图书馆为代表的民族式建筑……“通过‘四普’复查各级、各类文物建筑，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，进一步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与利用。”
展开剩余51%“90后”队员申子乐向文保“老兵”段德融大胆提问：“段老师，听说您参加过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，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工作情况吗？”看着年轻的队员们，段德融仿佛看到了39年前的自己，也看到了他经历的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在设备专业化、程序规范化等多方面所取得的快速发展。
1986年，刚刚参加工作的段德融有幸赶上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“尾巴”。他回忆说：“当时我们用什么测量？卷尺！就算每个队员都尽职尽责，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人工测量的误差。”
从2007年至2011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（以下简称“三普”）工作，段德融全程参与实地调研，感触很深：“‘三普’时，我们有了数码相机和手持的GPS（全球定位系统）测绘仪。如果说‘二普’扩大了文物覆盖范围，那么‘三普’就更规范、更科学，比较全面地登记了各地不可移动文物，为做好重点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。”
在“四普”工作中，段德融发现了许多可喜的新变化：“‘四普’在年代的普查标准上，文物下限延长至当代，文物的内涵也更加丰富，还首次明确将‘文化景观’纳入普查范围；‘四普’对普查任务有了更高的要求，对文物测点的精度要求极高，必须要使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完成工作；‘四普’所用的全站仪、RTK（实时差分定位）测量仪、无人机等智能化设备，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，让文物点测绘数据采集工作达到亚米级精度；‘三普’勘查后需要手写登记，再输入电脑系统，而‘四普’应用了手机端普查软件，现场即可完善文物相关信息。”
每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，都伴随着技术、标准、规范的进步，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，也引领一代又一代文保工作者快速成长、担当重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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